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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窑若干问题的研究
[ 录入者:admin | 时间:2009-01-11 20:32:23 | 作者: | 浏览:646次 ]

 

拉  坯


 古代窑业的“薪火相传”——靠一种“基因”维持着传统的延续,这种“基因”的主体便是经验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然未曾被注意的拉坯习惯,却是亘古难变的最稳定的“基因”,这是我在对古代各窑瓷器制坯工艺的观察中发现的客观现象。窑工在拉坯时,总是按长期形成的习惯拨动辘轳朝逆时针或顺时针方向旋转,达到一定的转速后,再用双手将置于转盘中央的坯泥拉展成所需的形状,而拉坯方向正好与辘轳旋转的方向相反,当坯件在窑内高温焙烧并开始熔融时,所有被拉展的部分都会朝相反的方向“回缩”,其幅度由下而上逐渐变大,这种力会在冷却时转为应力储存在胎体中。当它向釉层迅速或缓慢释放时,釉面便会出现由下而上向拉坯相反方向偏转的长条状裂纹,这就是辘轳旋转方向的烙印。在越窑分布地区,自先秦以来窑工大多是向顺时针方向拉坯的,即辘轳朝逆时针方向旋转。有意思的是,受越窑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高丽窑,其拉坯的“痼习”却依然如故,例如:12世纪的“青磁阴刻云文瓶”、“青磁阴刻蒲柳水禽文净瓶”、“青磁阳刻牡丹莲花文鹤首瓶”、“青磁象嵌菊牡丹文鹤首瓶”和13世纪的“青磁象嵌辰砂彩牡丹文鹤首瓶”等,其颈部的长片纹由下而上都向顺时针方向偏转,这说明拉坯时辘轳是朝顺时针方向旋转的。在古代中国北方的窑口中,早已存在这种拉坯习惯,譬如:出光美术馆收藏的辽代白地绿彩长颈瓶颈部的长片纹由下而上向顺时针方向偏转。与此不同的是,曾受越窑影响的宝丰清凉寺汝窑所烧的纸槌瓶和细颈瓶,颈部的长片纹由下而上向逆时针方向偏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汝窑樽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汝窑洗,腹部的长片纹由下而上同样向逆时针方向偏转,这清楚地表明,汝窑工匠在拉坯时辘轳是朝逆时针方向旋转的。宋室南渡后,统治者在对瓷器的喜好上并未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弦易辙,反而不断扩大乳浊釉青瓷的烧造规模。因此,可供研究制作工艺的实物资料也较为丰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瓷弦纹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瓷觚、弦纹瓶、纸槌瓶、撇口瓶、穿带瓶,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小口瓶、长颈瓶,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青磁下芜瓶”,腹部及颈部的长片纹由下而上皆向逆时针方向偏转,由此可见,南宋官窑的拉坯习惯与北宋官窑是一样的。这绝不是偶然现象,因为余姚官窑烧瓷时,越窑已经衰落,而内窑、郊坛下官窑等窑场所在的都城临安本无窑业基础,所以,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之间的工艺技术传承,不是“学习”和“模仿”,而是以窑匠为载体的生生世世的“薪火相传”。同时,龙泉窑乳浊釉青瓷上亦有相同的工艺痕迹。这也绝非对汝窑烧制技术的简单的“复制”,否则,南宋乳浊釉青瓷就不会只出现于龙泉大窑、溪口等少数窑场。有理由认为,宋代官窑制瓷传统的纵向传承序列是:清凉寺汝窑 → 张公巷汝窑 → 余姚官窑 → 内窑 → 续窑 → 郊坛下官窑。

支  烧

 器足裹釉支烧是汝窑受越窑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区别在于越窑是用支圈支烧,而汝窑则改进为用支钉支烧,这样,留在器物外底的支烧痕就小得多,但生产成本随之上升,因为重量相同的器物采用支钉支烧,支钉与坯体接触面的压强比支圈大数十倍以至上百倍,从而会使支钉在瓷坯熔融时陷入胎体而增加废品率。由此可以断定,清凉寺和张公巷汝窑用“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的极品青瓷,非御用品莫属。在传世的汝窑青瓷中,可以见到为数不多的支烧的器物,比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汝窑青瓷盘,外底有三个支钉痕;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汝窑青瓷盘,外底亦有三个支钉痕。然这些汝瓷上的支钉痕都不是“芝麻花细小挣钉”留下的,因而朝廷亲自设窑前后用“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的极品青瓷之珍稀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在观察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芝麻花细小挣钉”时发现,这类支钉的齿有的是粘在圆饼或圆环上,有的是在圆环做好后直接用手指捏拉而成,齿端极尖细,像这样的窑具倘不经较高温度的焙烧而获得足够的支撑强度,是无法使用的,另外,用范制坯的薄胎器物在施釉前若缺少焙烧环节,成功率也会大为下降,故汝窑遗址出土的那类窑床宽1米、深0.6米左右的小型窑炉,我认为极有可能也用于焙烧支钉等窑具和尚未施釉的薄胎瓷坯,如果这一判断无误,那就说明南宋官窑的素烧工艺在北宋官窑中已经发轫。南宋初期,由于兵荒马乱、政局不稳、经济困窘,统治者力主俭朴,所以北宋官窑某些费工费时的制瓷工艺未能被余姚官窑采用,当时所用的支烧窑具主要是其独创的短筒状齿口支钉,齿用刀直接切出,制作较为简单。半个多世纪后,郊坛下官窑等窑口虽大量使用范制的饼状锥形齿支钉,但已落在岁月远处的汝窑顶尖支烧工艺却再也没有被唤回。

胎  质


 “重器不重质”是古代窑业生产的普遍状况,与造型、纹饰和釉相比,胎质通常处于次要的地位。因古代制瓷一般都是就地取土的,所以使得瓷器的胎质千差万别。即便是同一窑口的瓷器,也会由于原料的开采和加工等各种因素而使胎质、胎色出现差异。以唐五代越窑“秘色瓷”为例,它的胎料与同窑合烧的一般瓷器的坯泥来源相同,只是加工方法不一样,具体表现为粉碎更精细、淘洗更彻底、练泥更充分等,故“秘色瓷”的胎,质地细腻,杂质很少,颜色较淡。用科学仪器测试,可发现其宏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比例因之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汝窑天青釉瓷器胎色的多样性看,灰色的胎并不是有意选择的结果。这也可以从早期耀州窑优质青瓷上得到证实——五代耀州窑青瓷的胎色大多较深,有的“官”款青瓷的胎呈灰黑色,对残片的断面作仔细观察,可看到胎釉之间常常在高温焙烧时形成了乳白色的中间层,因而胎色在釉面上显露不出来,这说明,从五代到北宋北方各青瓷窑口用含铁量较高的瓷土做胎,仅仅是就地取土的标志,与对产品的审美要求无关。张公巷汝窑以及南宋前期余姚官窑等窑口用含铁量较低的瓷土做胎,情形亦相类。但南宋后期龙泉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用紫金土做厚釉瓷之胎,则是有意的选择,因南方瓷土中氧化铝的含量通常较低,而紫金土中氧化铝的含量较高,所以能避免器物在高温焙烧时坍塌变形,并且,灰黑色的胎对增加釉面滋润的玉质感也明显有益。
 与其说唐代越窑青瓷“类玉”,毋宁认为那只是反映世人审美倾向的溢美之词。青瓷真正“类玉”,无疑是从北宋晚期的汝窑肇端的,这是一种质的飞跃,从此乳浊釉青瓷成为宋代官窑的主导产品。可惜汝窑扬起“类玉”的青瓷之大纛后不久,北宋统治者便被逐出中原,此后官窑近一个半世纪的路程是在浙江的青山绿水间走完的。这段路程虽不长,然官窑睿智的工匠却善于推陈出新,使产品的釉面美感不断朝“类玉”的方向变易,它就好比自然界中的进化,在“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过程中,令自身日益远离原型。南宋官窑发明的重复施釉法,堪称官窑青瓷进化历程中最耀眼的里程碑,而使这种工艺登峰造极的,则是朝廷设立的郊坛下官窑。出土资料表明,该窑的厚釉青瓷大多施二三层釉,有的多达四层以上,在小件器物残片的断面上甚至可以见到釉厚于胎的现象,“类玉”的美感因此而臻极致。但是,与之如影随形的却是釉面大小不等的开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即釉的收缩率大于胎的收缩率,在焙烧结束器物渐渐冷却时,致使釉层发生龟裂,这种裂纹亦会在瓷器出窑后因胎釉中储存的应力受温度变化和震动等因素的影响而缓慢、间歇地释放所产生。在北宋晚期的汝窑天青釉瓷器上,时可见到各种开片,这类瓷器即使再“类玉”,也只能列为二等,因在古人眼里,汝窑瓷器“无纹者尤好”。南宋早期余姚官窑施一层乳浊釉的产品,大多不开片,它体现了对汝窑制瓷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南宋后期,当统治者渴望得到更类碧玉的青瓷时,窑工便不遗余力地加厚制品的釉层,于是胎釉不同的膨胀系数和更为错综的应力使开片成了不可避免的工艺缺陷。恩格斯(F.Engels)在谈及生物进化时曾精辟地指出:“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 巧的是,宋代官窑青瓷的进化过程竟然也出现了相类似的情况!必须强调的是,南宋官窑黑胎厚釉瓷上的开片,犹如碧玉上的瑕疵,在当时绝无审美价值可言,元代哥哥洞窑仿烧宋代官窑青瓷时,亦未把开片作为美的符号,而元以后的哥窑却有意用“金丝铁线”般的开片纹来装饰瓷器,这不能不谓之“东施效颦”了。

2006.11.17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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